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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和中俄能源博弈

来源:《东北亚论坛》 日期:2012年12月18日 11:16

 

  [摘 要] 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具有一贯性,即使用“能源武器”开展对外能源合作。但与苏联和叶利钦时期相比,当前的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更为灵活和务实。俄罗斯不仅要利用能源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还要运用能源武器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中俄能源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但由于俄罗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采取“捆绑式”能源外交,使中俄石油管线的修建一波三折,天然气合作依旧处在初级阶段。中国应加强对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研究,认清两国能源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推动双边和多边的能源合作。

  [关键词] 俄罗斯; 能源; 能源战略; 能源博弈; 能源合作; 能源外交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7411(2012) 03 -0036 - (8)

  [基金项目]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主执政的实现路径与运行机制研究”(10BZZ006)

  [作者简介] 方婷婷(1983 - ) ,女,江苏南京人,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世界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第一次能源危机过后,能源因素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亚于军事因素,能源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俄罗斯幅员辽阔,地跨欧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根据英国 BP 公司出版的《世界能源统计报告 2011》统计,截至 2010 年,俄罗斯的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 106 亿吨,占世界探明可开采量的 5.6%,居世界第六位; 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 44.8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23.9% ,居世界第一位。2010 年俄罗斯能源生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天然气产量位居世界第二。[1]根据俄罗斯能源部的数据,与 2010 年相比,2011 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增长了 1.23%,总产量达 5.15 亿吨,出口总量为 2.45 亿吨,其天然气产量增长了 2.6%,总产量达 6 670 亿立方米,出口总量为 1 500 亿立方米。[2]俄罗斯庞大的油气资源储量及其生产、出口能力不仅是其复兴经济的重要支撑点,也使其在当 今国际能源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塑造了国家行为,反过来,国家行为也能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两者相互影响。[3]对于俄罗斯来说,世界各国之间激烈的能源竞争,使俄罗斯高层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能源对于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和提高国际地位的关键意义,从而努力完善其能源战略,并利用手中的“能源牌”积极展开能源外交。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在全球能源政治与经济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其能源战略与外交政策的走向对全球能源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大影响。

  本文首先运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俄罗斯(苏联) 对外能源战略的演变进行分析研究: 苏联时期封闭式的对外能源战略带有浓重的新现实主义色彩; 叶利钦时期开放型的对外能源战略有着新自由主义的色彩; 而普京和梅普时期“双头鹰”全方位的对外能源战略虽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但“双头鹰”外交政策却适用于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其次,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中日俄石油管线之争进行分析,找出中俄双方走入“囚徒困境”的原因,并总结其走出“囚徒困境”的经验。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启示,对 未来的中俄能源合作提出几点建议。

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

  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能源部门的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4,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3,其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近一半,能源出口创汇额也占到了全国的一半。近年来,世界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油气价格的居高不下,为拥有丰富能源的俄罗斯提供了复兴和提升大国地位的大好时机。能源已成为俄罗斯振兴国家、改善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环境、遏制独联体离心倾向及赢得欧美国家尊重的有力武器。

  (一) 苏联时期: 维持霸权,看重政治利益

  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在国际政治系统中,没有一个公共的权威机构能垄断对武力的合法使用,所以处于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非常不利于合作。国家只有在追求均势或有霸权国提供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物品时,才能实现合作。新现实主义虽然重视经济因素,但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以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此甚至可以付出价高的经济代价。

  在回应美国对其推行的“遏制”政策的同时,苏联的对外能源战略也刻上了深深的冷战印记。苏联一方面利用油气资源离间美国与西欧之间的关系,在西欧推行“能源一体化”以突破美国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苏联为了笼络和控制东欧国家,以低于国际石油市场一半的价格,向东欧经互会国家提供石油,并采取卢布结算的方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估计,如果东欧国家按国际市场价格购买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苏联政府每年至少可多收入 100 亿美元。[4]显然,能源曾经是苏联与美国争夺欧洲及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出于政治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虑,苏联对经互会国家的能源战略大大牺牲了其经济利益。苏联运用能源外交,推进经互会成员国经济一体化,以此来抑制经互会成员国的离心倾向。由此可见,苏联时期的能源外交战略带有鲜明的新现实主义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时期,出于东西方对峙的需要,苏联的石油公司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之间,总体上博弈多于合作。但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出台,苏联能源外交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利用东西方“缓和”的有利时机加强油气外交攻势。在冷战结束的前夜,苏联能源外交以博弈为主的战略开始向博弈与合作并存的战略转变。[5]苏联解体之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致使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 大幅下降,能源生产水平也随之下降。因此,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国际能源合作成为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首要任务。

  (二) 叶利钦时期: 促进合作,维护经济利益

  俄罗斯联邦政府分别于 1992 年制定的《新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政策基本构想》与 1995 年制定的《2010 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基本方向》和《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原则》3 个文件,基本确立了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能源政策。其中,《2010 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基本方向》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成为此后各个能源战略制定的基础。该战略强调,在对外经济领域中实施俄联邦能源政策必须促进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俄联邦和独联体国家的互利合作; 第二,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使俄联邦更好地履行国际条约中的义务; 第三,在寻找新的能源出口地区以及燃料动力资源的开发领域中,扩大俄联邦和其他国家的互惠合作。可见,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强调在遵守国际机制的前提下,积极拓展海外能源市场,尤其是在独联体组织框架下发展双边能源合作,而这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基本相符。尽管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样,也承认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制度的能力,即过分强调“无政府状态”而忽视“相互依存”。在无政府的混乱秩序中,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能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 标。

  在对待经济利益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也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不可忽视,更不能随意放弃和牺牲。[3]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政府对独联体国家采取了在经济上“甩包袱”和在军事上谋求建立集团安全体系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独联体地区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也加剧了它们对于俄罗斯的离心倾向,使它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西方和其他“远方国家”,寻求经济援助。随着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复苏及北约东扩步伐的加快,独联体地区与外部的经贸联系有所扩大。苏联解体后,独联体油气生产国纷纷确立“能源立国”战略,并努力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大幅度增加对该地区油气开发领域的投资,以油气开发和修建油气输出管道为核心的地缘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该地区的能源格局也由俄罗斯一家独大逐渐演变为多元并存。显然,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便不再将独联体视为“包袱”,逐步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并将它们纳入自己主导的次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而能源合作则是该双边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三) 普京和梅普时期: 强调利益,注重文化认同

  普京上台执政后,俄罗斯国力逐渐恢复,以能源外交为手段振兴大国地位、实现国家复兴的战略日趋明显。在制定对外战略(包括对外能源战略) 上,普京既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熏陶,也受到新现实主义学派的深刻影响。[6]现实主义着眼于国家,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认为国家政策的基础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正如摩根索所说,“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7]在 2003 年制定的《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明确指出了能源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并确定了能源外交的核心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该战略强调“能源是俄罗斯发 展经济的基础、推行内外政策的工具”,要利用能源“从对外经济活动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行使权力主要靠实力来说话。与此相关联,普京就任总统后便立即打出了“强国富民”的旗帜,而在《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对外能源政策”一节中,也强调要加强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作用,要使俄罗斯从单纯的能源提供者变成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执行独立政策的参与者。显然,俄罗斯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能源实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能源合作,利用自身能源优势,提升国际地位。这恰恰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特点,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学派反对单纯用权力来解释本已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主张主权国家在国际互动中充分考虑和运用权力以外的行为方式。另外,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

  虽然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但如果仅用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去分析现实中的俄罗斯能源外交,却往往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 本世纪初的中日俄石油管线之争。1994 年11 月,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向中方提出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石油管道(即“安大线”) 的建议。然而,2002 年下半年,日本提出修建安纳石油管线(即“安纳线”) 方案,并开始对俄罗斯展开“金元外交”,希望把俄罗斯石油直接输送到日本海沿岸。在中、日、俄三方围绕石油管线进行多轮博弈后,在 2006 年以“泰纳线”画上句点。这条石油管道方案的起点是东西伯利亚的泰舍特延伸至位于阿穆尔州的斯科沃罗季诺,再从斯科沃罗季诺绕行中俄边境一直通往俄罗斯的远东港口纳霍德卡。虽然,中国最终得到了一条从斯科沃罗季诺到大庆的“中国支线”,但实际上却是由独占“安大线”演变为必须与日本等国共享东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而运往大庆的石油也仅是纳霍德卡的 3/5。看似三方妥协合作的折中方案,与日本相比,中国似乎是落败的一方。[8]

图1 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示意图

 

  [9]若从现实主义进行分析,在反对美国单极霸权上,俄罗斯与中国达成了共识和利益结合点。中俄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中俄 4 300 公里的边界线也彻底确定。相比之下,日本自二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而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争议悬而未决,双方为此屡次发生争执。在这个背景下,如要追求均势合作,与中国相比,日本显然不是俄罗斯理想的合作对象。

  若从新自由主义角度切入,“泰纳线”方案的形成意味着国际合作下中俄日三方绝对利益的提升。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在选择石油管线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偏好。[10]可是无论采取任何一个方案,东西伯利亚的油产量是固定的,影响收益的因素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而非采取哪一条管线。更何况,中国“安大线”方案的修建成本远远低于日本的“安纳线”和折中的“泰纳线”方案。此外,中俄修建“安大线”是有约在先,俄罗斯放弃这个方案,就必须承担激怒中国的风险,以及破坏国际合作机制的代价。但是,俄罗斯仍然最终选择了最昂贵的“泰纳线”加“中国支线”,这似乎从(新)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脉络都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中、日、俄能源博弈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虽然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但在确定什么是这个国家的利益的背后却深藏着这个国家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因素。[11]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建构主义强调的“文化认同”角度去分析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建构主义是一种结构性理论,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认为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12]建构主义侧重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来探讨国际合作的条件,认为国际合作中最重要的是文化认同。认同不仅影响了国家如何看待自己,也影响了国家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的关系。依据温特的看法,不同的认同会在国际间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进而制约或改变行为者的行为。温特提出了三种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Hobbesian) 、洛克式(Lockean) 和康德式(Kantian) 结构,分别使行为者相互认知为敌人(enemy) 、竞争对手(rival) 或朋友(friend) 。

  因地跨欧亚,俄罗斯一直奉行“既看着东方,也看着西方”的“双头鹰”政策。尤其是普京上台以后,在和欧美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大力促进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可是,“双头鹰”本身也印证了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危机”,因为历史上的俄罗斯时常被东西方同时排斥。对于西方的欧洲国家来说,俄罗斯地区长期在蒙古人的管辖之下,信仰的是古老的东正教,这使得欧洲长期以来普遍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员”; 而对东方的亚洲国家来说,莫斯科实在过于遥远,且俄罗斯人的外表也明显不同于东方人。也正因为长期处在东西两种文化的夹击下,俄罗斯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守”的文化心理倾向,对任何交往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随着中俄合作不断升温,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疑虑却也开始加深。日本学者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偏执”源自于地缘政治的思维定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战略伙伴”的信任。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地域辽阔,约占 40%的俄罗斯领土面积,可是该地区经济落后,而地区人口不足 650 万,且在 20 年内无法改变人口减少的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人口总和却多达 1.3 亿。[13]因此,俄罗斯远东地区自身的弱点增加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疑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俄罗斯部分精英感到不安,对中国产生了“危机认知”,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俄罗斯政府在中俄合作(包括中俄能源合作) 问题上的决策。由此看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认同,非但不是“永久的兄弟”,相反是今后可能成为竞争者的伙伴,这使得双方关系迟迟未能跨入康德结构,而在霍布斯与洛克结构之间徘徊。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具有一贯性,即使用“能源武器”开展对外能源合作,使能源成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但又具有特殊性,与苏联和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和梅普时期的对外能源战略更为灵活和务实,既抛弃了苏联时期基于意识形态以及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又避免了叶利钦时代一边倒向欧洲的大西洋主义。如今,俄罗斯不仅要利用能源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还要运 用能源武器扩大自身地缘政治影响; 不仅要促进与欧洲的能源合作,还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 的能源外交; 不仅要在地缘政治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中找寻平衡,还深受相互认同以及文化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俄能源合作过程中。

三、运用博弈论分析中俄能源合作

  博弈原是运筹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 世纪 50 年代后逐渐被运用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里。一般来说,其含义主要是: 两个国际关系(政治) 行为体在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最大收益以及达到各自的目标,而进行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一方的选择可能促使对方改变选择。博弈的形式多样而且多变,但基本的形式有“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失即他方之所得) ,和“非零和博弈”(即双方或各方都有得失) 。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国家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益”,更希望获取“相对收益”,即计算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

  因此,为了获取自己的“相对收益”,一国常常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其结果要么是零和游戏,要么是更为激烈的冲突。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相对收益”的追求导致“囚徒困境”,而国家的目的应是获取“绝对收益”,只考虑在合作中自己是否得益,不去考虑自己的收益比别人多还是少,这样才能形成合作。

  (一) “安大线”搁浅: 进入“囚徒困境”

  中俄“安大线”石油管线方案的搁浅完全呈现出“囚徒困境”的特点: 尽管相互信任并合作可以给博弈双方带来利益,但是,在对方采取不合作策略的情况下,一方的合作只会减少自己的收益,则双方都可能会选择不合作,而双方选择不合作时的收益却比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的收益还要差。

  在“安大线”的问题上,中俄双方可以选择的策略有两种: 合作和不合作。 如果中俄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结果当然是双赢的。可是,在俄方选择合作而中方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中方所获得的收益要超过双方合作的收益。因为“安大线”只通往中国,换句话说,“安大线”修通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俄罗斯远东石油的出口权,同时也就掌握了石油的定价权,如果中国选择不合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压低石油价格,这将大大影响俄罗斯的利益。相反,倘若中国选择合作而俄方选择不合作,俄方也会获得比双方合作更多的收益。如果俄罗斯改修“安纳线”,石油出口的范围将更广,不仅可以通到日本和韩国,甚至可以远达美国,这也完全符合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的对 外能源战略。另外,与“安大线”相比,“安纳线”全线都在俄罗斯境内,经过整个远东地区,从长远来看势必能带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中俄双方放弃修建“安大线”,各自找寻新的合作对象或者方案,虽得不到都合作的双赢结果,但对于单方来说却是最优策略。

  由此看来,一方面,日本的加入使俄罗斯的博弈收益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俄罗斯过于追求相对利益,且对中国不够信任,担心“安大线”修通以后会受制于中国,而中国也未能及时向俄方传递可信承诺或威胁。①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安大线”方案最终夭折。

  (二) “泰纳线”出台: 走出“囚徒困境”

  “泰纳线”的出台,让中俄能源合作慢慢走出了“囚徒困境”。对于俄罗斯来说,“泰纳线”能够使其石油出口更加多元化,也不用担心日后中国掌握其远东石油的定价权。而对于中国来说,“泰纳线”的收益虽不如“安大线”,但却要远优于“安纳线”,毕竟“泰纳线”可以修中国支线,这可解中国“能源紧张”的燃眉之急。因此,“泰纳线”中国支线促成了中俄双方在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除了以上原因外,迫使俄罗斯最终选定“泰纳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哈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2003 年,中哈两国签署了分阶段建设阿特劳—阿拉山口输油管线的协议,该输油管线年输油量 1 500 ~ 2 000万吨,远期可达 5 000 万吨。[14]这既是哈俄争夺中国能源市场进行的博弈,又是中俄双方的能源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中国向俄方传递了“中国并不一定要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的可信威胁,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再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中方的利益的话,中国也将放弃与俄方的合作,另外寻找新的合作对象。由此看来,中方的可信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俄罗斯选定了“泰纳线”。

  当然,“泰纳线”确定后,中俄远东石油管线的合作并没有完全形成,直到 2009 年中俄达成 250 亿美元“贷款换石油”的协议才让“泰纳线”中国支线得以开始修建,并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通油。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受到了重创,俄罗斯因国际油价的暴跌产生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在这个背景下,中国250 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可谓是提高自身合作机会成本的一剂苦口良药。这实际上也是中方向俄方传递的一个可信承诺,250 亿美元“贷款换石油”不仅提高了俄罗斯的合作收益,同时也约束了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违约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中国选择不合作,贷款将作为中国投资的“沉没成本”而自行承担。

  显然,在“泰纳线”的问题上,中国吸收了“安大线”的教训。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并进行了合理的协调和妥协。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可信威胁和承诺,从而促成中俄能源合作顺利进行。

四、对开展中俄能源合作的几点建议

  从 1994 年“安大线”的提出到 2011 年“泰纳线”中国支线的正式通油,中俄石油管线经过了 17 年的漫长博弈终于走出了“囚徒困境”,但中俄能源合作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石油合作,所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我们应当认真关注和研究俄罗斯的对外能源战略,了解其能源外交的本质和特点,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对俄能源合作的方针政策,以便更好地促进两国能源合作发展。

  (一) 明确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宗旨: 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中俄能源合作中,我们不能过于迷信“中俄两国友好的政治关系就必然推进双边能源合作”,换句话说,政治关系友好并不等同于两国能源合作就能顺利进行。良好的政治基础的确能够促进能源合作的发展,但它只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尤其对于俄罗斯来说,“国家利益”永远摆在第一位,因此,当两国能源合作的利益点相重合时,那 么政治基础就成为了有力的“助推器”; 可当两国利益点不能完全重合时,政治基础则只能是有限的“催化剂”,这时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依赖于双方在博弈中求取一个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最佳平衡点。中俄能源合作不是零和游戏,我们在不伤及本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也要顾及俄罗斯的利益,这样合作才能达到双赢。

  (二) 理解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目标: 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

  正如中国希望能源进口“多元化”一样,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国,也同样希望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15]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目标可谓是“双刃剑”。一方面,俄罗斯希望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在稳定其传统的欧洲和独联体能源市场的同时,必然会把目光投向庞大的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俄罗斯既然希望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也就不愿意把自己捆绑在中国市场里,故俄罗斯必然会追求更多的出口市场,比如,日本、韩国等。这也是“安大线”最终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弄清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的特点: 采取“捆绑式”的能源外交

  俄罗斯以能源为依托增强国际地位,以能源为手段谋取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在对外能源合作中,提出多种利益“捆绑”的要求。捆绑的合作模式不仅体现了俄追求能源合作利益最大化的愿望, 也表现出其利用能源谋求大国地位的诉求。换句话说,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内涵不仅仅是能源贸易,更多的是能源政治。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动荡不安,世界原油价格持续上升。2012年 1 月,欧盟决定采取对伊朗石油禁运,伊朗再次威胁封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核问题进一步升级。倘若美伊战争爆发,不仅原油价格很可能继续攀升,全球石油供应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复杂的国际形势客观上为俄罗斯增加了其能源博弈的筹码,而对我国能源外交运筹能力却是一种考验。

  (四) 化解影响俄对外能源战略的负面因素: 消除对中国的担忧

  尽管中俄两国石油管线已经开始通油,但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依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普京在2011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再次就未来 30 年的天然气合作项目进行磋商,但双方最后仍未在该项目上达成共识。尽管中俄天然气项目中价格是主要问题,但对不断崛起且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对俄造成安全威胁的顾虑依旧起到了负面影响。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文化认同等因素深深影响着俄罗斯对外能源战略,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阻碍了中俄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要努力推进中俄文化交流,促进双方全方位的了解和友谊,最大程度的消除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忧。

  (五) 掌握对俄能源合作的主动权: 塑造“不卑不亢”的形象

  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哈能源合作”的可信威胁和“石油换贷款”的可信承诺使中俄石油管线终成正果。除了加强互信以外,中方在中俄能源博弈中要塑造出“不卑不亢”的形象。既不能过度强调俄罗斯能源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又不要用消极态度对待双边能源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与其他地区的能源合作,尤其是要加强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这不仅能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能减弱俄罗斯在中俄能源合作中的主动地位。当然,不过分 夸大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安全中的地位并不代表不重视它的战略意义,我们仍要抓住有利时机,推动中俄能源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六) 完善中俄能源的合作机制: 由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

  在稳定中俄双边能源合作的基础上,我们应积极参与建立东北亚及亚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差别,能源对东北亚地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源可能造成大国对抗从而加剧地区紧张; 另一方面,通过新形式的重要合作,各国之间的矛盾可得到化解。积极推进能源合作,将对整个东北亚的稳定起到建设性作用”。[16]因此,只有中、日、韩共同构建东北亚合作机制,并把俄罗斯作为供应国纳入该能源体系中,才能有效地避免由于俄罗斯对东北亚甚至亚太地区“分而治之”而导致的“囚徒困境”。此外,应该积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在继续发挥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作用的同时,重视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借上合组织建立有利于中亚地区经济贸易和能源合作的机制,以此提升中俄在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水平。

  注释:

  ① 威胁与承诺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它可以用来分析竞争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威胁是博弈中参与者常常会发出的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信号,而承诺是参与者使自己的威胁变得可置信或令人可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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